今年元旦，对广州全城有着特殊的时间意涵：从这一天起，除了军警执行任务的“铁骑”，全面禁止摩托车上路。 　　连日来各报封面都以显著标题提醒全社会“大限”之日的到来；对城内5000名“摩的”司机而言，这一天不是新希望的到来，而是前途茫然的开始。 　　羊城不是第一个禁摩的大陆城市，市政府也不是一纸令下雷厉风行取缔，即便下定决心全面禁摩，还预留着15天的缓冲期。半月之内，警察对路上拦截到的摩托车司机会先劝教一番，半月之后坚决没收！ 　　如此富有人情味的施政安排，不单为了体现“以人为本”的治国精神，更因为禁摩不只是取消一种交通工具那么简单。行政命令执行过于强硬，群众情绪要是反弹过大，建设“和谐社会”也就难自圆其说了。 　　禁摩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 　　1984年，珠江电影制片厂推出一部喜剧片《雅马哈鱼档》，故事说一名失足青年出狱后，看到老同学当起个体户，于是变卖家里值钱的电器，又借钱买了一部“雅马哈”牌摩托车，与好友和女友经营起鱼档生意。 　　“雅马哈”由此成为时髦、致富的象征。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，华人华侨到大陆旅游探亲，从境外订购一部摩托车，把订货单交给大陆亲友取货倒卖，所赚取的差价甚至可抵销旅费。 　　1988年，广州市区摩托车上牌数量首次突破10万，1992年突破20万，到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峰的40万1655辆，成了广州人第二出行工具。 　　摩托车急剧增加，城市交通越来越拥挤，当局开始逐步实施限制措施：1991年限制发出新车号牌，1998年停止核发市区车号牌，1999年禁止郊区车牌在市区行驶，2001年规定上牌满15年的摩托车一律报废。 　　但市区摩托车数量未因此减少，加上外地摩托车涌入，一度接近百万辆，所引发的伤亡事故、交通秩序混乱、飞车抢夺以及环保等问题，曾引起人们口诛笔伐。 　　但今天真要全面禁摩，舆论却对“摩托仔”的弱势表达同情。毕竟，靠摩托车载客载货，成了城市工人、失业人士、失去耕地的郊区农民，为数不多可供选择的脱困出路之一，承载着他们发家致富的梦想。 　　广州人均所得超过了3000美元，被认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。本田、日产、丰田等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在穗开设整车组装生产线，是市政府引以为豪的成就。如果不是全面禁摩，谁还记得“雅马哈”的风光？ 　　当局自信认为，越来越多的广州家庭买得起私人轿车，加上地铁路线的铺开和公车形成的公共交通网络，足以保证公众出行的便利，全面禁摩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会降到最低。 　　但反对者认为，像新加坡、香港、台北这些经济较发达城市，都没有人为禁摩，广州禁摩是让路给“汽车霸权”。 　　更有人认为，禁摩是为了掩饰公安部门无力消灭飞车抢夺案的事实，并非治标之举，反而可能促使歹徒改用面包车犯罪，对市民的威胁更大…… 　　从数百辆报废摩托车捆绑成列的新闻图片来看，禁摩已不可能回头，但有关的讨论仍在羊城里回荡。从“雅马哈”到“丰田”，但愿不只是广州市政府展现经济发展成就的里程碑，更是当局从此权衡社会多元利益，通过公开听证和多方咨询后制订完善公共政策的起点。